谁在为教育发声:全国教育类议案有哪些特点

2017-11-17 02:11

  原标题:谁在为教育发声(一) 全国教育类议案有哪些特点历年的全国上,全国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都会提出大量关乎教育发展与的议案、提案。代表、委员通过议案、提案的形式参与教育法律和教育政策的

  历年的全国上,全国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都会提出大量关乎教育发展与的议案、提案。代表、委员通过议案、提案的形式参与教育法律和教育政策的制定,呈现出了怎样的行动特点和发声机制?

  2012年3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葛剑雄在没有事先安排发言的情况下,突然站起来大声要求教育部就2012年考研英语漏题事件道歉。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发言时就此问题作出回应。

  本研究通过分析1983年至2013年间中代表提出的526件正式教育类议案,对议案数量、内容、议案代表个人属性特征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和省别比较,同时比照教育类法律的出台和修订,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期对我国教育立法和教育政策的出台过程与演变趋势提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逻辑解释。

  必须说明的是,本研究中的教育法律,专指自1980年以来,我国先后出台的《中华人民国学位条例》《义务教育法》《教》《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国防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但不包含《未成年人保》。2002年后,国家没有出台新的教育法律,而是先后对以上法律进行修订。截至目前,包括立法修正案在内,由全国制定的教育法律共有19部/件。由于本研究的时间跨度为1983年至2013年,其间由全国制定和修订的教育法律有11部/件,由此共筛选出526件正式教育类议案。

  从1983年到2013年,教育类议案数量的最突出高峰分别出现在1988年、1998年和2005年。前两个高峰的出现都伴随着关键的时间节点,而2005年后,由于受到中央转发《全国常委会党组关于进一步发挥全国代表作用,加强全国常委会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俗称“9号文件”)对议案内容的严格规范等性因素,导致议案数量下降。

  具体来看:上世纪80年代,多数年份里教育类议案每年不足10件,并且整体呈下降趋势,直至1988年出现了一波提出议案的。上世纪90年代初期,教育类议案数量一度走低到每年不足10件,之后缓慢上升;这一时期议案数量总体比较平稳,1993年和1998年议案数量较多。1998年之后,议案数量再次陡降;进入21世纪后,议案数量的增长突飞猛进,特别是2003年到2005年,议案数量翻了数倍。2005年之后,议案数量大大减少,在短短3年里跌落至16件。从2009年开始,议案数量再次缓慢增加。可见,教育类议案数量的增减震荡与周期有比较明显的呼应态势。

  2015年3月13日,,十二届全国三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邀请5位全国代表就“完善高等教育治理结构”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笔者对教育类议案提出代表的个人属性进行了手动编码,获得了包括性别、民族、面貌(党派和党派职务)、职务类型、职务层级、当期和前期的教育系统工作经历在内的个人属性数据,并以此为基础分析教育类议案提出代表的属性特征。

  从面貌来看,大多数时期里,员的比例在40%以上,1993~1997年(第七届)是员比例最低的一届,2000年是员比例的最高峰,之后便持续下降,直到最近两年才有所回升。党派的情况与此相反,第七届的低潮过后,开始的10年里党派人士非常活跃。无党派人士的比例一直很低,2004年以来有逐渐增加的迹象。

  根据代表的职务,分为行政、事业、企业、政协、和等六大类型。来自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代表占据了优势地位,在几乎所有的时期里都是比例最高的两个群体。事业单位代表在1993年、2006年前后表现得格外突出;社会团体代表比例波动较大,他们提出教育类议案集中于1993年至2000年之间。其他4种职务类型的代表所占比例总体上都不高,基本维持在20%以下。

  将提出教育类议案代表的面貌和职务类型结合起来分析,以全国届次为序,第六届到第八届是员代表比例降低、党派人士比例快速增长的时期,随之而来的是、企业代表比例的增加,在第八届达到峰值。第九届时行政系统代表比例有所增加,员比例上升。从第九届到第十届,党派人士主要来源之一的社会团体代表的比例在持续下降,与此同时,有大量来自事业单位的党派人士表现活跃,在一定程度上为党派的占比提供了补充。员的比例在这一时期里持续下降,这主要源于行政系统代表和事业单位的代表比例小幅下滑,而行政系统代表主要以员为绝大多数。

  总体上,全国提出教育类议案的代表,在身份上表现出了日益复杂的特征,代表的来源更加多元。在不同时期里,占据优势地位的代表身份特征各有不同,不同职务类型的代表进出与代表面貌比例构成相关密切。大多数高峰年来临之前,中央的代表会积极发声,但是在高峰当年则一般表现平平。

  来自地方的代表是提出教育类议案的主体。不考虑在中央层级和地方层级都有职务的“交叉任职”情况,在早年,中央代表和地方代表占比波动较为明显。从上世纪90年代中叶起,两级代表比例大致稳定了下来。在3次议案提出高峰(1988、1998和2005年)中,除了1988年是中央代表表现得格外突出的年份,其他议案高峰年份里来自地方的代表比例都要更高。此外,“交叉任职”的情况并不普遍,这种类型的代表占比基本在10%到20%之间。

  具有教育系统工作经历的代表中,地方代表的参与在整个时间跨度上有先缩后张的趋势,近些年来尤为显得活跃。

  来自教育系统相关的代表所提出议案的占比波动明显,并在近年来出现了下降的趋势。1988年,几乎所有议案的提出代表都与教育系统相关,之后比例越来越低。在1998年前后,来自基础教育系统的代表参与程度较低,代表更多的是来自高等教育或者教育行政系统。从2008年(第十届)之后,越来越多的基础教育系统代表参与到议案中来。